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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志田:憑直覺成大學問——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

 2019-08-01 15:21:15  來源:廣東省工業設計協會  次瀏覽

      梁漱溟強調:“在學問上,結論并不很重要,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,得數并不很重要一樣。”若細心觀察,梁先生對于學問,的確有一套方法。他不是史家,卻有極好的史感,特別能看到劉咸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后的“虛風”。
 
      “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,而游心于遠,從容以察事理”
 
      梁漱溟強調,真正的研究者并“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,而深刻用心于問題的認識”。所以,“不感覺問題是麻痹,然為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,亦不行。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,而游心于遠,從容以察事理”。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,對他而言,真正稱得上“研究”的,首先要“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,不是偶然的,而是復雜相關的,有所從來的”。所以,“看任何事,不要只看中心點,須看四周圍,看背景、看環境;不能只看近處,還須看遠處;不能只看淺處,還須看深處;不能只看一時,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”。故研究問題必須“要有一個追求不放松的態度。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,而不能把握其要點”。
 
       只有追求不已,“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”才能“把握問題所在”。且“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系,而不是一一具體事物”,人類社會尤其如此。若“不從抽象關系注意,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”,也“抓不到問題”。則研究問題又必須“能將與本問題有關系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”,不要“注意這個,就忘去了那個”;要能“輾轉牽引,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”;一方面“不怕問題牽聯廣大”,同時不忘“始終還是一個球”。提倡從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,但堅持問題“始終還是一個”的則不多。其實一與多的關系是辯證的,往往是“一通百通;一處不通,就是全不通”,故要從根本處進行整體探討。
 
       “在安詳悠閑時,心境才會寬舒;心境寬舒,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,融會貫通”
 
         梁漱溟在討論孔子時說: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,他不會說話,他不會申訴。如何評量,大權在我們手中……我下判斷,我要負責;應當多加考慮,不要考慮得不夠,考慮得太少。如果輕率從事,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,于他無所增損,只是自己的荒唐失敗。
 
         研究歷史的人,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“無語”的往昔,要承擔相應的責任。章學誠注意到,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,“卻被后人講壞”。依梁漱溟的意思,那些“講壞”屈原的人,于屈子增損無多,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。我們要不把古人“講壞”,只有多從良善一面認識“人都是差不多的”這一基本點,盡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度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說要把“問題放在意識深處,而游心于遠,從容以察事理”,同樣適用于史學。因為史學的基礎是史料,讀書能“從容安詳”,才“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”。要人“在安詳悠閑時,心境才會寬舒;心境寬舒,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,融會貫通”。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,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常課,若不能游心于遠,從容以察,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,注重其“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”,可以說是專為史料解讀立論。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,主張“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,消化。吸收不多是不行,消化不了更不行”。做學問要“進得去而又出得來”,才說得上是“有活的生命”。對材料的“消化”,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重要程序。
 
        有此認識,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,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。例如,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,也要注意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。進一步的問題是,還有一些東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。梁漱溟指出,某些自我的感覺,就像宋儒所謂“獨知之地”,是“旁人進不來的地方”。
 
        凡是成大事業、成大學問的人,都是憑他里面的興味、沖動,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
 
        對近于不能表述的面相,史家也不能放過,仍當細心體認。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,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。一般說到解讀,最容易想到分析。但梁漱溟一生對西方影響最不滿的,就是什么都采取“算賬的態度”。他自己處處講究要“有活的生命”,學問亦然。而中國哲學“所著眼研究者在‘生’”,其“方法為直覺”,自然成為梁先生的首選。他曾說過:一個人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,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,但是他里面有真實的氣力,自然有作大事業、成大學問的可能。凡是成大事業、成大學問的人,都是憑他里面的興味、沖動,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常可從行為看到其后面的心理,或從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,甚至能看到空話、形式背后的精神氣息,以及史事后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“看不見的手”。如果我們借電腦詞匯把歷史分為硬體和軟體,梁先生似乎對劉咸炘看重的“虛風”更有感覺。包括秩序和制度那無形的一面,都在他的觀測之中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,看起來比較“傳統”,而且還有些偏向“自然”。這正體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,介于新舊之間,似偏似正,甚或以偏為正,林同濟說他“杰出”而又“例外”,實有所見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從很早開始,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、佛學家或哲學家,后來還被人稱為“最后一個儒家”。有意思的是,他自己不僅認為“這許多的徽號”都是“誤會”,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,而只是有思想的人。他到老年還說自己“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”,因為“小時候沒有念過‘四書五經’”,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,所以講到學問,就只能退避。這里有謙遜,也是實話。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,更多靠的是體認,而非所謂“知識”的積累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不過,梁先生自謙“老學問不行”,是和同輩人比。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,已經少之又少;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,更漸近于無。我們除了會用電腦等他們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,整體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。而梁漱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,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,也表明在社會認知中,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。
 
      “就我的興趣來說,現在頂愿作的事,就是給我一個機會,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,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,能從容地寫出來,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。”我們如果注意這人生“唯一快事”的表述,就知道與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,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趣,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,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“拼命干的人”。同時他也說過,“人生是靠趣味的。對于什么事情無親切意思,無深厚興趣,則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”。反過來,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趣的事,則一定干得不錯。
 
       所以,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,盡管為人所稱道,自己卻不時“覺得苦”,成績也不甚顯著;反倒是這真有興味的學問,雖也不無爭議,實得到更多的承認。如他自己所說,憑著真誠的直覺,成就了大學問。他的治學取向,對各學問的研究都有啟發,而學歷史的尤當親近,不妨學而時習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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